日期：2025-07-19 13:37:36
1964年5月，周恩来总理接到一则令人心绪复杂的报告：那位他一度视为兄长、转眼间却成为对手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不幸因中风离世。这一消息让周总理的情感交织，难以言表。昔日，周总理与尼赫鲁被誉为亚洲政坛的“黄金搭档”，备受赞誉。然而，世事无常，两位曾经的盟友终究分道扬镳，成为了彼此的对立面。
周总理未曾得知，尼赫鲁总理在离世前亦对曾引发中印冲突之举深感懊悔。
一、尼赫鲁与周恩来交情深厚。
尼赫鲁，1889年诞生，较周恩来（1898年出生）长九岁，俱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国际政治舞台上闪耀的“新星”，二人之间的情谊亦非同寻常。
依照常理，两国领导人间鲜有深厚的私人情谊，然而，周恩来与尼赫鲁两位总理却不可思议地缔结了宛如手足的深厚友谊。这种情谊，与新中国初期在国际舞台上的交往紧密相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仅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予以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而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则普遍对新生的中国持敌对立场。
然而，尼赫鲁却突然打破既有的平衡，另辟蹊径，公然宣布承认新中国，并派遣大使前往北京。
这事件在当时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惊。美国、英国等国家都纷纷猜测，尼赫鲁这人是否失去了理智，竟敢公然违抗西方阵营的指令。尤其是作为曾经的宗主国，英国对于印度的独立不过才两年多，其影响力依旧余波未了，而尼赫鲁却公然反目，一意孤行，这无疑是对英国尊严的极大挑衅。
英国本意图对印度施以刁难，然而，历经二战的洗礼，国力严重受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尼赫鲁与中国新政权关系愈发亲密。
1954年6月，周总理初次踏上印度的土地，印度首都顿时沉浸在热烈的欢迎之中。此前，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曾向尼赫鲁如此描绘周恩来：他是一位风度优雅、仪表堂堂的美男子，手指保养得宜，宛如我国人民所形容的白嫩葱芽，其完美程度甚至胜过女性。然而，当周恩来以他那修长手指勾勒出表达政治观点的手势时，又不失大国领导人的雄健与刚毅。
尼赫鲁在印度民众眼中，其风度翩翩堪称佼佼者。早年，他在伦敦的中学与大学期间，即便在众多白人学生中，他的外貌也堪称出众。听闻潘尼迦如此评价，周恩来对尼赫鲁的兴趣愈发浓厚。尼赫鲁于是下令，在周恩来所经过的道路两侧，安排市民们夹道欢迎。
周恩来与尼赫鲁初次会晤，便凭借其非凡的魅力深深吸引了尼赫鲁，两人交谈甚欢，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观点达成了一致。
不仅在政治见解上相得益彰，尼赫鲁亦对周恩来独特的交谈风格情有独钟。周恩来虽言辞流畅，却总能谦逊地把握时机，与尼赫鲁的风格完美契合。尼赫鲁的每一个动作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周恩来总能迅速洞察，并予以积极的反馈。
当时，尼赫鲁精选了逾百部影片供周恩来观赏。周恩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詹西女王》，此举意在颂扬并认可尼赫鲁引领印度赢得独立的历史功勋。
尼赫鲁曾对人坦言，未曾相识不知其深，他惊叹于中国竟然蕴藏着如此出色的领导人才。
尼赫鲁的“比”指代与蒋介石的比较。
在抗日战争岁月中，尼赫鲁与蒋介石亦曾互访。蒋介石性情刚烈，擅长反驳，尤因久居最高领导之位，往往疏于体察他人情感。尼赫鲁同样是一位极为自信、有时甚至略显自负的人物，美英等国的领导人亦多如此评价，因此在与其交往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对其宽容三分。尼赫鲁常能言辞犀利，感受到身为世界大国领袖的优越感。然而，在蒋介石面前，两人交谈虽未至剑拔弩张，却也如同铁扫帚刷铜锅，彼此都不曾软语相向。尼赫鲁对蒋介石并无好感。
因此，在结识之后，尼赫鲁对周恩来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
四个月后，尼赫鲁对中国进行了回访。周恩来总理在接待尼赫鲁时，特别安排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从机场至尼赫鲁下榻的酒店，沿途均有民众热情夹道欢迎。尼赫鲁对此表示由衷的喜悦，回国后他对外宣称，中国政府动用了百万民众来欢迎他。
周恩来充分尊重尼赫鲁的领袖尊严，对于尼赫鲁所提出的任何希望会面或交流的对象，我国均予以妥善安排，确保其面谈愿望得以实现。
当时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亦与尼赫鲁进行了会面。周恩来在筹备过程中细致入微，考虑到宋庆龄自幼在美国接受教育，练就了流利的英语，而尼赫鲁同样精通英语，英语对他而言几乎等同于母语。因此，周恩来特意没有安排翻译，使得宋庆龄能直接与尼赫鲁交流，以此营造一种宛如归家的温馨氛围。
总的来说，无论在公务还是私交上，周、尼两位总理在五十年代均保持着极佳的关系。
然而，随着关系越发亲密，互动愈发频繁，周、尼二人的最终“割袍断义”愈发显得令人惋惜和哀叹。
二、膨胀野心之尼赫鲁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尤其是在周、尼二人深厚的友谊中，两国间的友好情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五十年代末印度逐渐滋长起霸权主义的苗头，这份友谊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考验。
尼赫鲁于50年代积极倡导不结盟运动，坚持在美苏两大强国之间保持中立，更亲自领导召开了万隆会议，该会议吸引了众多亚非拉新近独立与解放的国家参与。这一举措使他声名鹊起，印度的国际声誉亦随之日益提升。
若是历史悠久的大国，它们往往更显沉稳，不会因区区成就而自满，亦不会在国际舞台上妄自尊大。纵使你再有才华，又怎能比得上那个时代的世界两大强国呢？
但是印度不一样。
尼赫鲁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总是不吝提及印度的悠久历史与丰富传统。除了我国，世上鲜有国家能拥有语言、文化、历史之根源追溯至三千载前的辉煌。那些曾入侵印度的外来文明，在印度的大地上得以融合，被印度文化所同化；而那些离开印度的，亦无不被印度文化的深刻印记所影响。
即便面对中国，尼赫鲁亦未掩饰其优越感，声称印度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较之中国对印度文化的贡献更为显著。中国信仰佛教的人数众多，普及程度亦极高。
言辞间流露出一种狂傲的气势。加之印度独立十年以来（1947年宣告独立），经济建设逐渐显现成效，尼赫鲁的自我感觉日益膨胀，开始越界伸手。印度突然对外宣布，意图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其领土！
所谓的印度所谓领土，实则源于昔日英国草率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尼赫鲁据此荒谬地将广大中国领土擅自划归印度。
中国绝不能答应！
周恩来对尼赫鲁那粗暴且霸道的言辞深感痛心，遂迅速与尼赫鲁进行沟通，力劝其切勿违背公理，将英国人不负责任的态度带入中印两国之间。
尼赫鲁固然深知英国人擅长设陷阱，印巴分治便是他们为印度挖掘的、无法弥合的深坑，残酷地将尼赫鲁心中的“大印度帝国”撕裂开来。然而，正如常言所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领土问题上，尼赫鲁表现出了极端的贪婪，全然不顾其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周恩来的劝解。
这样的转变让人不禁心生疑问，为何如此迅速？不久前还被视为无害的大白象，如今却一跃成为贪婪且伤人的猛兽。
实际上，自印度独立以来，便屡次暗中行径不端。
印度伸向锡金的魔爪，其历史可追溯至1949年。
锡金，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脚下，是一个小巧的国家，其国土面积仅为7096平方公里，与我国广州市的面积相仿。自近代英国侵入南亚，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手段，将锡金变为其事实上的殖民地。尽管印度在独立后对殖民历史深感痛恨，对强国欺凌弱国的行径深恶痛绝，但当轮到自己置身于类似处境时，却不再坚守殖民主义和以强凌弱的底线，什么有用就说什么。
尼赫鲁曾言：“小民族国家终将走向衰亡，它们或许能在文化层面维持一种自治的形态，却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存续。”此话暗指，锡金无权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尼赫鲁断言锡金无法捍卫自身，遂于1949年派遣军队入侵，并派遣行政官员全面掌控锡金政权，原锡金王室则沦为虚设。相较之下，印度的行径甚至比英国更为粗暴。
又算计了不丹。
不丹国土面积远超锡金，若印度不顾一切地企图并吞不丹，恐将引发一场激战。尤其是当时巴基斯坦东西两侧皆对印度虎视眈眈（值得一提的是，巴基斯坦后来分裂为两个国家，这足以写成另一篇关于印度霸权主义的文章。此处不予赘述，感兴趣的朋友可私信探讨），印度不敢在国力尚未雄厚之际轻易发动此类战争。
然而，尼赫鲁的渴望犹如烈火般难以遏制。印度吞并锡金仅两个月后，尼赫鲁便迫使不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不丹只能与印度开展经济贸易，只能依赖印度进口武器，并在外交事务上必须遵从印度的指示。当时的不丹国力薄弱，生存已属艰难，若印度在外部施以压力，稍加刁难，不丹便将即刻陷入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之中。
忍气吞声受印度控制。
最终，印度试图对尼泊尔施加控制。相较于不丹和锡金，尼泊尔的地域面积更为广阔，且与中国和印度均接壤，拥有漫长的边界，堪比中印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印度频繁派遣军队干预尼泊尔内政，尽管未曾迫使尼泊尔签署类似割地求和的条约，但几乎完全操控了尼泊尔的政治走向。
洞察了这些历史事实，我们便无需感到惊讶。印度，这个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泥潭，尚处于贫穷中的国家，可能早已习惯了仰视英国的岁月，从而养成了强烈的补偿心理。一旦时机成熟，它便渴望尝尝将他人推入泥坑的滋味。
尼赫鲁虽才智过人，学识渊博，却不幸陷入霸权主义的迷雾之中，其视野狭隘、自视甚高的真面目也随之暴露。
三、不善战，却热衷战争
尼赫鲁对政治的热情，早在印度独立之先便已显露无遗。
自1945年起，尼赫鲁便在其杰作《印度的发现》中明确宣称：“鉴于印度现今所占据的立场，它无法在国际舞台上仅仅扮演次要角色。要么成就一个充满活力与影响力的伟大国家，要么归于沉寂。介于两者之间的位置无法激发我的兴趣，我也不认同任何折衷的立场。”
然而，印度若欲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首要之务便是正视现实，即便不谈成为世界一流大国，至少在亚洲范围内，也必须直面一个在人口、文化和经济实力上都远超印度的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尼赫鲁也曾试图强颜欢笑。1948年，尼赫鲁曾宣称，中国正陷入内战，无暇在亚洲称霸，印度应把握这一战略机遇期，不断崛起，实现称霸亚洲的目标。
由此可见，尼赫鲁对中国态度的突变并非一时之举，实则蓄谋已久。他之所以选择在1959年之后才与中国彻底决裂，实因那时经济条件已具备战争所需，且南亚次大陆上的小国亦大多已被他国所制服。
尼赫鲁不顾周恩来劝阻，执意发动战争。
这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引发了诸多抵制之声，在国内亦引发了广泛的反对意见。然而，尼赫鲁坚持己见，一意孤行，决心一战。结果，众所周知，尽管印度拥有二百万雄师，却在喜马拉雅雪山之巅，被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四处奔逃。
关于中印冲突的历程，外界已有诸多描述，本文便不再赘述具体细节。那么，印度为何败北？我国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斗力之强，无疑是关键所在。然而，尼赫鲁政府方面的因素亦不容忽视。
笔者总结了几条：
第一、尼赫鲁不擅战争。尼赫鲁原本是一名职业政治活动家，早年深受甘地影响，长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他对战争并无深刻的情感体验和认识。面对与我国交战这一重大决策，包括如何进行战斗、投入多少兵力以及边界线应推进至何处等问题，他缺乏系统的思考与理解。
特别是在战争手段的运用上，尼赫鲁显得颇为轻率。当时印军在前线采取了卑劣的蚕食战术，今日推进一公里，抢占我国一座哨所；明日再进两公里，再度侵占我国另一哨所。尼赫鲁竟将此策略确立为印军整体战略，实施一种前推式、逐步推进的战争模式。
探究两国一旦开战，岂不是常常以大规模对峙、大兵团攻势、深层次推进为典型模式？尼赫鲁的此类决策策略，无疑在战争史上留下了最为不明智的篇章之一。
审视我国历史，领袖毛泽东，一位历经沙场、卓有成效的军事政治家，对于中印冲突有着明确且精准的战略眼光和部署，深知如何出兵、何时收兵以及如何有效调度兵力。在战略指导层面，则是我国顶尖军事家刘伯承元帅亲自负责作战设计。这样的阵容，印度又怎能望其项背？
第二、尼赫鲁过于专权。尼赫鲁在政治领域的卓越成就，似乎助长了他独断专行的性格。他竭力将印度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其中，印度情报局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原本隶属于陆军总部的情报局，尼赫鲁却认为情报工作至关重要，他对陆军总部人员的专业能力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未曾受过英国式的教育，因此将情报局揽入自己的麾下，剥夺了陆军总部对其的监督权。
且看且看，然而症结在于尼赫鲁对情报的忽视，在他看来，那些在军人眼中极为宝贵的情报信息，不过如同沙粒般微不足道，廉价且毫无价值。陆军总部因无法获取情报，对中国军队的动态一无所知，所制定的作战计划自然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战败的结果似乎在所难免。
第三，尼赫鲁对中国认识不足。尼赫鲁对中国知之甚少，其根源在于他过度的自负，坚信印度文化高人一等，甚至超越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其他文化。在他眼中，中国人将印度人弃之不用的宗教视为珍宝，这直接体现了中国相较于印度的不足。
尽管尼赫鲁与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频繁互动，然而在深入交流与全面了解方面，他既未曾萌生过这样的念头，亦未曾展现出相应的意愿。尼赫鲁理所当然地以为，中国理应感激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向其提供的支持，对于喜马拉雅山脉下那片微不足道的土地，中国理应不计较。
身为拥有数亿人口之巨的国家的领导人，尼赫鲁竟然对中国抱持如此谬误的理解，其败北，实属必然。
尼赫鲁对中国军队的理解显得颇为狭隘。新中国成立后，尼赫鲁曾下令相关部门对比中印两国的军力，尤其是陆军。他自信满满地断言，一名印度士兵的战斗力相当于十名中国士兵。但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印度在调停过程中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对其强大的战斗力产生了深刻的认识，从而对中印军力对比进行了重新审视。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即便在重新评估后，尼赫鲁依旧坚持认为印军实力超越中国军队，认为一名印度士兵的战斗力可以抵得上六名中国士兵。
无知严重至此！
谈及此，不妨再作一拓展。尼赫鲁对中国持有的这种认知，实则映射了印度国内对中国的广泛共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印度的外语学院鲜有设立中文系，懂得中文并具备教育背景的教师寥寥无几，而当时全国范围内能够读写中文的人数甚至屈指可数。直至尼赫鲁决定向中国宣战的前几年，印度才匆忙着手建立中文系，并开始搜寻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才。然而，这种做法不过是权宜之计，并未真正深入地推进此事。直至201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引用印度中国研究所副主任贾伯克的话指出：“截至目前，全印度专注于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仅有五六十人。”
若连事先的准备工作都懒得着手，印度又怎能有望在对抗中国时占据先机呢？
四、尼赫鲁遭天惩
1962年岁末，印度遭遇挫败，尼赫鲁的政治信誉急转直下，民众纷纷对其真实才干提出质疑。
尼赫鲁似乎在一夜之间便丧失了往日的文雅与温和，以及那份从容不迫的风度。他毅然决然地摒弃了不结盟的外交立场，如同受惊的小狮子般，乖乖地投向了昔日的老狮王。印度历经一番周折，最终重返英美阵营，甚至不时与北方的极地强国暗中勾连。这一切，都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威胁。
外交是国家的重要使命。然而，如尼赫鲁般突然转变立场，将自创的不结盟理念轻易舍弃，这种行为除了招致国际社会的讥讽，又能带来何种实质性的收获呢？
更有甚者。
在激烈的印中冲突中，印军遭遇重创，数千人沦为我国战俘。然而，印度方面并未能捕获到任何一名中国战俘。
尼赫鲁为与中国进行俘虏交换，置国际法公约及全球通行准则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宣布对印度华侨实施抓捕。
实际上，在一场中印冲突爆发之前，尼赫鲁便已着手实施排华政策，冻结了华人在印度的财产，并强制将他们驱逐出国，同时亦拘禁了众多已获得印度国籍的华侨华人。
得知消息后，周恩来愤怒地指责印度，质问难道年迈的老人、幼小的孩童乃至待产的孕妇也会进行情报搜集，难道他们也会对印度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尼赫鲁无言以对。
在1962年年底中印全面停火之际，尼赫鲁政府持续推进针对华侨和华人的排斥与敌对行为，将拘捕的华侨与战俘同等对待，以此要挟中国，企图用印军战俘交换华侨华人。
败仗固然难免，然而谁又能料到尼赫鲁竟如此无法承受失败，竟采取卑劣手段暗中行事。
尼赫鲁行损阴丧德之事，终遭报应。
战败的阴影笼罩之下，尼赫鲁始终无法摆脱抑郁的困扰，健康状况亦日渐衰退。1964年伊始，在国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他突发中风，当场瘫痪于会场之中。数年之后，尼赫鲁因病离世，享年75岁。
在尼赫鲁生命的最后数月，他的言论除了鼓励女儿投身政治之外，无不洋溢着消极情绪。面对印军国防部长梅农因承受不住战败重压及尼赫鲁的刚愎自用而辞职，尼赫鲁的心情愈发低落。对于战前战后的诸多决策，他的话语间流露出了深深的懊悔与自责。印度的发展轨迹本不该走到这一步。然而，这一切的恶化，皆因挑衅了一个本不该招惹的对手。
周恩来与尼赫鲁的深厚友谊似乎已走到尽头。即便周恩来以其温文尔雅著称，对于尼赫鲁的失望与愤怒亦难以掩饰。曾有一度，当锡兰的访客与周恩来谈及尼赫鲁时，周恩来直言不讳：“我未曾遇到过比尼赫鲁更为傲慢之人。虽感遗憾，但事实的确如此。”
尽管如此，周恩来依旧未曾松懈，持续致力于促进与印度的关系改善。
这正是负责任大国与不负责任国家之间的本质差异。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不幸离世之际，尼赫鲁的千金——英迪拉·甘地夫人亲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以表达她的哀悼之情并留下感言。或许，唯有尼赫鲁的至亲，方能深切体会到尼赫鲁当年犯下的重大过失，那是对一位深寄厚望的大国领导人的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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