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07-19 11:46:07
1974年至1975年，是周恩来总理生命的最后两年。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他同“四人帮”展开了既坚定又策略的斗争，并对邓小平同志给予了全力支持。鉴于周恩来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以及他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他在这两年的斗争中对抗“四人帮”，以及对他人的支持，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击败“四人帮”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可以说，这构成了周恩来总理最后两年的政治遗产。
一、我们绝不能再发动一场如同“文化大革命”那般破坏性的政治运动。
1973年年末，周总理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四人帮”暗中策划，意图在次年将周总理的身体彻底摧毁。他们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利用周总理病情加剧的机会，将他拖垮。据邓颖超女士生前所述，当时“四人帮”对周总理实施了连续不断的骚扰，他们明明知道周总理身患重病，却故意将大小事务推给他，不断制造麻烦，增加他的工作压力，使得即便在病榻之上，他也必须坚持工作，每日连续工作十余小时而无法得到休息。与此同时，在与周总理的交往中，他们故意提出难题，故意激怒他。其目的，便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速周总理的离世，从而实现他们的私欲。另一种策略，则是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然而，周恩来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深厚，对党忠诚无比，工作勤恳，为人正直廉洁，使得“四人帮”难以找到攻击他的借口。正当“四人帮”为此感到焦虑之际，迟群却提出了一个计策。
原来，在林彪事件爆发后，专案组从林彪的住所中发现了林彪所书写的孔子与孟子语录。例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为仁”等。这些语录原本并未引起包括“四人帮”在内的广泛关注。一次，迟群对其中的一段话凝神思索良久，随后灵机一动，认为可以借此批判林彪所书语录，以影射周恩来。他草就了一份仅两三页的关于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简短材料，呈送给江青。江青审阅后，认为这是一个影射攻击周恩来绝佳的策略，只是材料篇幅过短，分量不足。于是，她指示迟群继续深入林彪住所搜集资料。迟群在林彪住所翻箱倒柜，最终从林彪所书条幅和笔记中找到更多孔子与孟子语录，胡乱联系，编造出了一本《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材料完成后，“四人帮”密谋策划，决定由王洪文、江青联名，将这份材料呈递给毛泽东。一旦毛泽东同意下发全党，他们便可以借此掀起一场针对周恩来的政治运动。
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莅临大同华严寺，仔细观赏了寺内珍藏的经卷。
“同意转发。”
“四人帮”在获悉毛泽东的批示后，自认为握有“尚方宝剑”，欣喜若狂。一方面，他们迅速部署向下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另一方面，他们密谋采用突袭策略，掀起一场政治运动，并将矛头直指周恩来，企图陷害于他。
林彪虽已去世，但中央仍有人试图调和矛盾，否定阶级斗争，企图改变我党的基本路线。因此，我们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必须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孔子试图挽救一个已经消亡的阶级，他本身就是一个反动派。如今，我国依然存在这样的反动势力。批林批孔是一场政治上的重大战役，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取得胜利。毛主席曾言，“文化大革命”非止一次，而需多次进行。当前，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激烈之际，此次斗争旨在肃清林彪的流毒，铲除其根基，实乃又一场大革命。
这场即将到来的政治运动的矛头将指向中央的哪位领导人呢？
批林批孔并非新一轮“文化大革命”，特别是要确保军队系统的同志们认识到这一点，以确保军队的稳定。一旦军队稳定，国家便不会陷入混乱。
1974年1月，周恩来获悉江青频繁指派人员以她个人名义向部队传达材料，而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亦先后赴军队进行煽动性演讲，导致部分部队出现张贴大字报、组建战斗队等混乱现象。对此，周恩来立刻召集了军政大学（今国防大学前身——作者注）的领导层进行会面。见面伊始，周恩来便郑重地向他们指出：“这次批林批孔运动，并非又一次‘文化大革命’。”他强调，批林批孔活动不能照搬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的串联和战斗队模式。对此，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军政大学必须严格把握这一界限，所有行动均应以中央正式文件为准，切勿传播未经中央审核批准的材料或言论。军政大学领导在听取周恩来讲话后，立即返回单位传达。传达工作完成后，军政大学迅速恢复了稳定。该校学员来自全军各系统、各单位，他们回到各自单位后，传达了周恩来的谈话精神，全国部队也很快恢复了稳定。更重要的是，许多军队领导干部对“四人帮”的行为进行了抵制。正是周恩来这次谈话，挫败了“四人帮”企图扰乱军队、将批林批孔运动演变成又一次“文化大革命”的阴谋。
军队不得开展“四大”活动；地方党政机关张贴大字报需集中在指定地点；政治学习活动不得干扰正常业务；学校与工厂不得放假以进行运动。同时，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由七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领导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亲自担任组长。在军队系统，则设立了一个由叶剑英牵头的六人小组，负责具体领导工作。这样一来，周恩来与叶剑英共同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
◆“批林批孔”现场会。
2月5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聚焦于军队系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具体问题。在此次会议中，周恩来发表的讲话要点明确指出，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他强调，在批林批孔的过程中，军队系统应避免实行“四大”，并且批林批孔运动应由党委统一指挥，军队不得组建战斗队，亦不得开展串联活动。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会议制定了相关文件，并迅速向全军传达。随后，周恩来着手安排工作人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草拟《关于批林批孔几个问题的通知》及《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在起草这两个通知前，周恩来亲自将参与起草的人员召集至病榻前，详细说明了两个通知稿应当包含的核心内容。两个通知稿完成之后，周恩来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和完善。定稿后，周恩来首先将前一份通知稿提交给毛泽东审阅，获得批准后，于4月10日正式向全国发布。该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应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不应成立战斗队等群众组织，也不应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联。
对于已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等类似组织，应劝导其成员返回本单位参与批林批孔，致力于革命、生产和工作的推进，以及战备的加强。同时，要警惕阶级敌人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破坏活动，并确保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随后，周恩来又将后一份通知稿提交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准后，该通知于5月18日向全国发布。该通知强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应严格掌握党的政策，准确区分和妥善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以促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在批林批孔过程中，清查范围应限于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相关的问题，避免扩大化。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各级党组织应为他们创造改正错误的机会。
在周恩来面临的关键挑战中，如何有效阻止江青等人于1月25日举办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讲话内容扩散至全国，避免引发全国性的动荡，成为了一项棘手任务。此问题之所以复杂，在于批林批孔活动本身是经毛泽东批准的，而江青所主导的会议又标榜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直接强行阻止讲话内容的发布并不适宜。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决定利用江青、迟群、谢敬宜等人在会议上大量批评“走后门”的行为，向毛泽东汇报此情况，以期借助毛泽东的影响力来阻止“四人帮”将会议讲话材料广泛传播。这一做法展现了周恩来在与“四人帮”斗争中的高超策略。“仅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过于狭隘，不正之风远不止此，对走后门还需细致分析，区别对待，方能取得实效。”叶剑英和周恩来的信送达后，毛泽东迅速作出回应，他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批林批孔，夹杂批‘走后门’，可能淡化批林批孔的重点。谢敬宜、迟群讲话存在不足，不宜扩散。”毛泽东还在批示中批评江青等人的做法为“形而上学盛行，片面性严重”。
毛泽东的批示一经传达，周恩来便迅速作出决断：遵循毛主席的指示，1月25日的会议资料不得分发。这一举措不仅有效地挫败了江青等人企图通过分发会议资料引发全国政治波动的阴谋，还让“四人帮”失去了可乘之机，无法再发表任何言论。
二、击退“四人帮”针对“蜗牛事件”及“风庆轮事件”所发起的两次挑战
“四人帮”心中郁积着不甘。正当周恩来巧妙地驾驭批林批孔运动，稳固了国家的动荡局势之际，他们竟向周恩来连连发射毒箭。面对这一挑战，周恩来处变不惊，逐一化解了这些暗箭。
“情况明，决心大。”应遵循毛主席的教诲，调查清楚后再作决定。
这正是所谓的“蜗牛事件”中，康宁公司所赠送的礼品——那尊玻璃蜗牛。
然而，江青并未听从周恩来的劝告。会议结束后，她匆忙致信四机部那位写信人，信中对她高度赞扬，并肯定了她的政治觉悟。随后，她将矛头直指国务院，强调必须批判所谓的“洋奴哲学”，认为这体现了某些上层思想。江青还指令四机部领导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公开她的信件。此信一经公布，四机部内部便涌现出众多干部张贴的大字报。有人提出种种质疑，有人呼吁国务院向美国表达抗议，更有大字报要求揪出国务院中崇洋媚外的领导者，种种言论不一而足。四机部的大字报风波迅速蔓延至其他部委，导致不少部委陷入混乱。其中，水电部和邮电部尤为严重，大字报数量众多，甚至有组织成立了旨在推翻部长职务的战斗队。
江青的一举一动，皆在周恩来的密切注视之下。面对江青引发的四机部、水电部、邮电部等部委的混乱，周恩来并未急于亲自前往这些部门处理事务，而是首先着手解决中央层面的问题。他迅速批示外交部展开调查，并要求撰写详细报告。外交部随即组织专人对此事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征询了精通外国风俗的专家意见，最终形成了一份题为《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报告详细阐述，蜗牛在美国既是珍贵的食材，也是受欢迎的礼品，美国人制作的蜗牛制品中，不乏用作礼品的。美国人赠送蜗牛，实则表达了友好的意愿。报告建议对此事进行具体分析，无需退还蜗牛，亦无需与美国交涉。周恩来审阅报告后，在其上签署同意意见，并将报告提交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亦圈阅报告，表达了对周恩来意见的支持。
江青前往四机部发表讲话的行为不妥，已发出的讲话稿应立即撤回。周恩来有力的辩论使得“四人帮”陷入尴尬境地。会议结束后，江青不得不再次前往四机部，归还了所索要的蜗牛，并收回了致四机部干部的信件。此事在中央各部委传开，江青的举动成为众人笑谈，这也成为她日后极不受欢迎的重要因素之一。
外事接待应展现我国文化艺术水平，不应强加于人。信中亦提及，江青曾强令钓鱼台国宾馆撤下国画，改挂其个人拍摄放大的照片，此举是否妥当？毛泽东阅信后，指示工作人员传达：国宾馆的国画无需变动，继续挂置；钓鱼台国宾馆内的江青照片应撤下。此话传至江青，令她颜面扫地，但她无法发作，只得将照片收回，并让工作人员将收集的国画悉数送回。此事传开，江青声望受损。
图示“风庆轮”下水瞬间。
1974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针对日常工作的重要会议。鉴于周恩来同志的健康状况，此次会议由邓小平同志担任主持。会议进行中，江青同志忽然起身，取出一份《国内动态清样》，用力掷于桌上，随后高声喊道：“当前，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者企图篡夺政权，风庆轮的远航胜利，正是对这些思想的有力反击，我们必须对洋奴哲学进行批判。”
江青采取出其不意的手段，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措手不及。事实上，我国自行研发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轮，在1974年9月30日抵达地中海后顺利返回国内。这一消息在10月13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中得到了报道，张春桥将这份《国内动态清样》推荐给了江青。江青阅读后，认为这成为了一次向周恩来发起挑战的契机。因为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指示我国既要造船，也要购船。按照这一指示，我国曾购入五百多艘船只，这些船只的使用为国家带来了丰厚的利益。如今，江青以风庆轮成功远航回国为由，质疑为何我国能够自行制造万吨级轮船并实现远航，为何还需购买船只？周恩来提出购买部分船只的建议，却被江青指责为“洋奴哲学”。
“政治局应就此问题明确立场”，并要求“采取相应措施，批判洋奴哲学”。江青发表完意见后，将批示转交给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均赞同江青的观点。王洪文在批示中提及：“交通部的问题背后涉及中央领导。”江青与张、王、姚的批示提交政治局审议后，却未得到重视。随后，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质疑，迫使邓小平表明立场。面对江青的质问，邓小平意识到这是针对周恩来，便回击道：
在未弄清状况前，切勿急于戴帽定论。邓小平如此表述后，江青仍旧追问不止，质问道：“你究竟支持与否？你必须明确立场。”邓小平感于压力，大声回应江青：“这是否过于强人所难？难道非得迎合你的看法方才罢休？政治局的会议应当是平等的讨论，不应采取这种对待人的方式！”面对邓小平的直抒己见，江青愤怒不已，在会议上情绪失控，拍桌扔材料，并指责国务院推行洋奴哲学，提及“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口号是国务院的支持，暗示其行为类似李鸿章。
邓小平目睹此景，怒不可遏，毅然离席，步出会议室，边行边言：问题未明，却轻易加之重责，如此会议，还如何继续？张春桥随声附和，质问邓小平态度，指责他再度挺身而出。王洪文与姚文元亦相继责难邓小平，称其仍旧秉持“文革”时期压制群众的手段，意图翻案。邓小平对此不予理会，径自拂袖离开。会议以不欢而散收场。会议结束后，“四人帮”聚首密谈，决议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发周恩来。
王洪文去后，却被毛泽东顶了回来。江青不甘心，又把经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受到毛泽东信任的王海容、唐闻生找来，对她们说风庆轮远航成功，是对崇洋媚外的有力回击，邓小平反对批洋奴哲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局会议上听不得不同意见，要翻案。还说:现在，国内出现财政开支和外贸的逆差，就是国务院搞崇洋媚外造成的。她要王、唐二人到长沙后，向毛泽东反映这些情况。王、唐二人感到事情重大，便在10月19日去长沙之前到医院看望周恩来时，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与她们谈话的情况 。周恩来听后，平静地说:我国早在50年代就造出了万吨级的货轮，也成功地搞过远航，风庆轮不是第一艘万吨轮，更不是第一艘远航货轮。
“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也不是交通部或国务院的口号，而是他们捏造的。这次政治局的事，是江青小题大做。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宣传风庆轮远航成功，而是另有图谋。他们这是有计划地整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已经忍了很久了。20日，王、唐二人到长沙见到毛泽东时，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谈话和意见。毛泽东表示风庆轮远航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江青借这件事来闹，无非是她想当党的主席。毛泽东让王、唐二人回北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不仅挫败了江青等人借风庆轮远航成功搞垮周恩来、邓小平的阴谋，也挫败了由他们来组阁的阴谋。
三、身患疾病仍亲赴长沙，与毛主席会面，共同商讨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
王洪文赴长沙向毛泽东揭发周恩来，却未能如愿，反而遭遇冷遇，他试图组建的新政府计划亦随之破灭。返回北京后，他迅速前往钓鱼台，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长沙之行的详情。面对组阁无望的困境，他们情绪低落，充满悲观。在此之际，张春桥却分析道：“情况尚不至如此悲观。首先，毛主席仍要求王洪文与周恩来共同筹备四届人大，并共同负责人事安排。其次，毛主席亦希望王洪文与周恩来进行交流。这表明毛泽东希望王洪文参与到四届人大的工作中。鉴于周恩来身患重病，我们应把握时机，积极行动。我提出两项策略：一是让江青向毛主席写信，请求分配工作。二是派王洪文前往医院探望周恩来，名义上是商议工作，实则试图掌握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大权，至少干扰周恩来的决心。”
1974年11月12日，江青致信毛泽东，就四届人大之后的政府人事布局提出了疑问。毛泽东于其信函上批示：“切勿频繁露面；切勿批阅文件；切勿参与组阁，充当幕后推手。你与众人积怨颇深，宜团结多数，务必如此。”11月19日，江青再次致信毛泽东，诉称自九大以来，她基本赋闲，未有任何工作分配，情况愈发严重。毛泽东复信强调：“你的职责乃研究国内外形势，此已是一项重大任务。我对此已多次提及，切勿以为无所事事。切记。”江青多次索官之请均被毛泽东婉拒，“四人帮”的这一策略失效。随后，他们转而实施第二方案。王洪文装模作样地前往医院探望周恩来。在交谈中，王洪文提出了关于筹备四届人大及人事安排的个人意见。周恩来一经听闻，便洞察其意图。鉴于周恩来病榻之上，依照毛泽东的指示，由排名其后的党内第三号人物王洪文接管党中央日常工作，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亦由王洪文负责。此刻，王洪文仍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在周恩来住院期间，理应成为筹备四届人大的实际负责人。
周恩来深思良久，意识到在这个特殊时刻，若他不挺身而出，接手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并肩负起筹备四届人大的使命，那么这些关键权力可能会落入“四人帮”之手，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或许便会得逞。怀着对党和人民事业无比负责的坚定信念，周恩来毅然作出决定：即便身患重病，也要全力以赴，扛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筹备四届人大这两项重任。
周恩来身处艰险严峻的局势之中，勉力支撑危难之局，力图扭转狂澜，倾尽全力保障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
“既然我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必须履行我的历史使命。”
1、邓小平同志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人选，同时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一职。在周恩来同志传达这一重要决定时，他提及毛主席曾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称赞其为难得的人才，政治思想坚定。2、周恩来同志负责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负责人事安排。在传达毛泽东同志的决策时，周恩来同志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提醒他不要总在病榻上，可以适度外出走走，同时告知邓小平同志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旨在支持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3、周恩来同志在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不能将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四人帮”。他指出，他怀疑江青、张春桥等人存在历史问题，毛泽东同志对此表示已知悉。
实际上，这一决策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作出的，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至关重要的抉择。周恩来返抵北京后，迅速展开了部署：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批准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提案。随后，从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此举从组织上彻底挫败了“四人帮”企图组阁的阴谋。
四、关键时刻致两封关键信。
1974年，尽管“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屡屡受挫，但他们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凭借对舆论的操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批判经验主义的狂澜。然而，事实上，这场批判的锋芒直指周恩来。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四人帮”未曾料到，他们过度批判经验主义的行为，反而激怒了毛泽东。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刚从南方返回北京，便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主要针对“四人帮”，尤其是他们仅批判经验主义，却对教条主义视而不见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5月3日，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后，周恩来便趁机在5月5日及21日分别致信，信中直指“四人帮”尤其是江青在此期间肆意妄为的行径。他明确指出，今后政治局在讨论重大事宜前，须先由政治局常委会进行讨论，个人可各抒己见，然而不得以个人或机关名义发布、分发文件。个人意见不得以中央指示的口吻撰写。政治局的同志如有不同看法，需提交政治局讨论的，应提前两三天向会议主持人提出。而对于个人管辖单位之外的各项指示，必须征得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的同意，并以机关名义发布。随后，周恩来在信中锐利地批判了“四人帮”所谓的反经验主义问题。他深刻指出，过分强调反修正主义而忽视经验主义，甚至在某些地方对修正主义避而不谈，这无疑是一种错误。此举会导致部分地区、部队以及部分机关、学校持续争论，让老干部因担忧被贴上经验主义的标签而不敢负责任地开展工作。因为有的文章提到，那些资历深、能征善战的干部，早已背负上了经验主义的沉重包袱。
◆周恩来
5月12日，周恩来再次致信王洪文，并请政治局传阅，信中明确指出：王洪文所提及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论断，实乃源自姚文元的文章，而张春桥亦于3月1日总政治部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会议上发表过相同观点。姚文元与张春桥，堪称批驳经验主义的先驱者。
实际上，在周恩来前一次的信函中，他明确指出批评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并已导致混乱。而在后续的信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的批经验主义，正是由你们“四人帮”所为之事。
这两封信的核心要义，在于对毛泽东5月3日发表的讲话进行了深入的补充与阐释。信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所反对的单纯经验主义倾向，正是针对“四人帮”所采取的错误立场。
这两封周恩来所书信件在中央政治局中产生了显著影响，政治局同仁普遍赞同他的观点。在探讨毛泽东于5月3日发表的讲话时，众人自然而然地将焦点聚集于“四人帮”。这一态势迫使“四人帮”不得不进行自我检讨。
5月27日与6月3日，邓小平接连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判。在会议中，与会者对“四人帮”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王洪文与江青虽在会上进行了表面上的检讨，实则虚伪。尽管此次会议并未完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它确实促使中央同志们深刻识破了“四人帮”的真实面目。当时，中央有许多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工农干部，起初他们曾受到“四人帮”的误导。然而，经过周恩来多次与“四人帮”的斗争，这些出身工农的高级干部也逐渐认清了“四人帮”的实质，不再轻易相信他们的说辞。至此，“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已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五、邓小平干得强。
未来将由邓小平接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重任，同时亦需向党内高级干部阐明此意。周恩来深觉，应当把握时机，着手开展此项工作。
◆周恩来
1975年8月，在接见柬埔寨的宾努亲王之际，周恩来总理当众赞誉了邓小平同志，并透露邓小平同志将接替自己的职位。同年9月7日，在会见罗马尼亚的党政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向代表团成员推介了邓小平同志，并强调指出，如今，邓小平副总理已全面担负起国家重任。
1975年10月24日，周恩来即将接受重大手术。手术前，众多中央政治局委员齐聚一堂。周恩来询问众人：邓小平是否已至？待邓小平步入现场，周恩来在政治局委员们面前高声评价道：过去一年，你的工作表现卓越，实践已充分证明，你的能力远胜于我。
当时，“四人帮”正恶毒攻击邓小平，他们试图通过搞掉邓小平，整垮周恩来，掌握党和国家的大权。周恩来向外宾、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挑明了邓小平要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班，不光是对邓小平的极大支持，同时也是对“四人帮”的沉重打击。
这也是周恩来最后的政治交待。正因为有了周恩来的这个政治交待，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特别是军权，始终没有落在“四人帮”的手中；正因为有了周恩来的这个政治交待，在周恩来逝世后，当“四人帮”在1976年4月通过阴谋手段又一次打倒邓小平时，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4月5日的悼念周总理运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都讲过，天安门的“四五运动”，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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