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07-19 13:05:18
终生的挚友和兄长
—记父录与陈赓伯伯的友谊
徐新红 陆放
小的时候，总是听到父亲叫陈赓伯伯为老大哥，陈赓伯伯称父亲为小老弟，当时我俩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不是一家人，他们却以兄弟相称，我们一直想知道这里面的缘由。长大成人后，父亲跟我们讲了他与陈赓伯伯交往的故事。
陈赓是我父亲的人团介绍人
父亲徐以新在读中学时，受到大革命的影响，于1926年参加北伐军，在第2师政治部当宣传员。1927年随军进入上海。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父亲离开上海到武汉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陈赓。父亲说:“陈赓1903年出生，长我7岁，是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1922年12月，19岁的陈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0,11月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扫荡军阀陈炯明时，一个师受挫，恰巧总指挥蒋介石在该师坐镇指挥。当时“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见此情形大喊大叫:“我只有杀身成仁，无脸回去见江东父老......”瘫在地上。时任连长的陈赓背着蒋介石走了好几里路，来到河边，上了船，脱离了危险。陈赓救蒋介石一命的故事，成为全军的美谈。蒋介石在全师溃退时曾要陈赓代理师长，后来得知陈赓是共产党员，蒋介石批示:“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要他带兵。”第二次东征结束后蒋介石任命陈赓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校队长”。1926年9月至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党组织派陈赓和顾顺章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的技术和经验(爆破、劫狱、射击、秘密通信等)。陈赓回国后，来到南昌见到蒋介石，蒋介石还给了陈赓一个“特别通行证”，拉拢陈赓，让陈赓与蒋随时联系。陈赓在南昌见到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邓演达告诉了陈赓关于蒋介石的近况:蒋以反共为条件，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并得到上海、江浙财团的支持。他们为蒋筹集经费6000万元，看样子，蒋就要对共产党采取行动。邓演达建议他迅速离开南昌，免遭蒋介石的暗算。
果不其然，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不久，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另立国民政府，制造了宁汉分裂。陈赓听取了邓演达的建议，在辞别邓演达后，经组织同意，来到武汉。党组织通过上层关系，把陈赓派到当时对共产党友善的唐生智将军所属的特务营任营长。陈赓所率的特务营，军官大多是共产党员，几个连长都是黄埔4期的共产党员，士兵中的党团员也较多，政治素质也好。该营武器装备也比一般部队要好。1927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从L海迁到武汉，陈赓所率的特务营就像是中共中央的警卫营一样，随时担负保卫中央机关的任务。
父亲讲述陈伯伯在大革命时期的一段经历的同时，又告诉我们陈伯伯在武汉介绍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过。父亲说:我当时只有15岁，个子很矮，来中央机关办事的陈赓见到我就说:“咦!哪来的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在场的同志介绍了我的经历。他说:“是个好样的小老弟!入党了吗?”我跟他说:我早就提出了入党要求，也多次参加了党内的会议，但这几个月部队动荡不定，至今还不是党员。他听了我的情况后说:“跟党工作这么久了，还不是党员?填个表，入党吧!嗯，不过，你年纪小点，还是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吧(CY)!”陈赓说完，当即把我带到武汉共青团市委书记何成湘处。他对何成湘说:“这个小老弟离家走了几百里路追赶部队，一直跟政治部的党员走在一起。从浙江衙州追到上海，又来到武汉，革命态度坚决。他才15岁，还是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吧，咱们俩做他的介绍人，怎么样?”何成湘欣然同意，并拿出一张加入青年团的表格让我填写，我填写了表格。陈赓看了我写的字愕然地说:“啊小老弟，人不大，字可写的满有笔力哩!笔锋坚毅如人。”在赞扬完我的字后，在介绍人栏目里填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样，陈赓和何成湘成了我的入团介绍人。我和陈赓真正成了同志，而小老弟的称呼一直叫到我老，真是同志加兄弟啊!
南昌起义后的重逢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三个月后，武汉政府的汪精卫，步蒋介石的后尘，开始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北伐革命失败。在此危急关头，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领导发动南昌起义。7月下旬，父亲奉命随国民革命军第11军政治部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后随周逸群(20军政治部主任)编入贺龙的20军政治部。陈赓随周恩来于27日到南昌，在20军3师当营长。南昌起义成功后，部队南下广东。途中父亲听到陈赓在会昌战斗中腿部中弹，后又听说他牺牲，父亲难过得哭了。周逸群知道父亲与陈赓情同手足，一面安慰父亲，一面派传令兵到前线了解情况，待战斗结束后，父亲知道陈赓没有牺牲才放了心。
会昌战斗后，部队按计划折向福建汀州，这时父亲向周逸群请示，自己想陪伴受伤的陈赓一起走，经周逸群同意，父亲陪陈赓乘了两天船到达汀州，安排陈赓住进了福音医院。该医院是傅连障办的，当时他是一名基督徒，但他同情起义军。起义军到汀州后，他非但没有离开医院，反而接收和治疗了300名伤员。傅连障听说陈赓是起义军的营长，立刻检查了他受伤的腿。傅连障知道，腿对于一个革命军人来讲是多么重要。于是，他采取了保守疗法，避免了截肢。父亲看到医院对陈赓精心治疗，心中石头落了地，就告别了陈赓，又回到周逸群处。
当起义军南下广东攻下汕头后，父亲在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看望了陈赓，陈赓问起部队攻克汕头后的形势，父亲告诉他:总指挥部要成立革命政府，并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要给大家发饷。昨天，汕头的士绅们还举行宴会，表示拥护革命政府，愿意出钱。听说还要开群众大会。我还见到了周恩来、贺老板(贺龙)、叶挺，你好好养病吧。父亲讲的都是攻汕后的大好形势，当时他并不了解敌军的动向，盲目乐观。没想到，此时敌军的重兵集团已在潮汕地区周围集结完毕，不久进攻了潮汕地区的起义军，汕头陷落，父亲和陈赓又一次分手。
重逢后的教诲
南昌起义的部队撤至广东的流沙(今普宁)，被军阀部队伏击，遭到失败父亲与贺龙、廖乾吾、刘伯承、林伯渠等从陆丰县的甲子港乘船到香港。后党组织又派父亲护送国民党元老、左派、江苏省党部常委、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张曙石回上海。在上海，父亲从党中央联络处的联络员袁意云(后叛变)那儿得知陈赓在上海牛惠霖、牛惠生的医院住院，经党组织同意，父亲到医院看了陈赓。此时，陈赓腿的断骨被牛氏兄弟接好，保住了腿。两人在医院讲了失散后的情况。陈赓告诫父亲在上海工作要注意安全，不要太天真，不可暴露身份，以防遭不测。
不久父亲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派他到苏联留学，他马上告诉了陈赓，陈赓在医院与父亲进行了一次长谈。陈赓对父亲说:你去苏联留学，这一别，不知何年才能相见。你这一年里，从浙江到湖北，从湖北到广东，又到香港、上海，从参加北伐革命军到成为一名工农红军，从普通热情的学生，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你小小年纪，又处在革命低潮时期，多少人离队，你坚持下来，对革命前途信心百倍，百折不挠，真是难能可贵。战场上，你英勇对敌。香港的地下工作，你能关心失掉组织关系的同志，积极为他们接上关系。这些事你做得很坦然，很出色。其实那都是很危险的工作，只要有一个叛徒出卖你，你就要去坐牢。这一年里，你经历了很多大事，受到了锻炼。到莫斯科要认真学习，提高理论，总结自己朴素的革命理想，使之提高升华。莫斯科中山大学，已创办了几年，去学习的有各方面的人，遇事要慎思，“三思而后行”，要记住这古训。战争环境，大家都关心你这个小老弟。在莫斯科那种特殊环境里，一切都要靠你这个小老弟自己了。父亲多年来还牢记当年的情形。
临分手时，他把自己的鸟枪擦得锐亮，写了两句诗，贴在枪托上:“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陈赓送我情。”把枪送给陈赓留念。果然不出陈赓所料，在莫斯科特殊环境下，王明教条宗派主义者在莫斯科留学生中制造了混乱。父亲牢记陈赓的教诲谨慎行事，避免了无谓的牺牲。
在上海街头巧遇陈赓
1931年春，父亲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等待党中央分配工作。
此时，正值顾顺章(中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即“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叛变，上海中央组织机构遭到极大的破坏，白色恐怖猖撅，特务、叛徒横行，到处逮捕由苏联回来的人。在这危机四伏的岁月里，父亲最担心陈赓的安危，怕他遇到不测，很想见到他。但是到上海后，无人来与他接头，很是着急，他估计联络点遭到破坏，于是他主动寻找党组织。正巧，一天父亲在上海四马路遇到了杨尚昆。杨尚昆告诉父亲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搬家，南京路的联络处撤销。经杨尚昆报告党组织，决定由父亲接管了李强的通信工作。
一 天，父亲在北四川路靶子路附近突然见到了陈赓，也顾不上请示组织，紧随其后，走到人少的地方，父亲一把抓住了陈赓，把陈赓吓了一跳。一别数载，陈赓猛然间认不出父亲了。陈赓把父亲带到杨树浦家中，父亲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和他们的儿子知非。陈赓与父亲畅谈了一夜，所谈都是分别后对南昌起义领导人贺龙、周逸群等的怀念。父亲本想告诉陈赓自己在莫斯科的学习和党内斗争情况，但想到陈赓迟早会知道，就没有再说)由于地下工作的原则，不准许发生私人关系，各自都没有讲所担负的工作。由于纪律的约束，天亮后父亲只好离开陈赓的住处。
共同战斗在鄂豫皖苏区
1931年11月初，父亲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建立电台，他从蔡申熙(南昌起义时，任叶挺24师参谋长，时任彭(湃)杨(殷)军校校长)处得知陈赓也到了鄂豫皖苏区，带领部队攻打黄安(今红安)。
黄安战役胜利后，在祝捷会上，父亲见到了陈赓。两人相见，又是夜长谈。陈赓告诉父亲，他10月初到达鄂豫皖苏区，被任命为4军13师38团团长。11月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被任命为12师师长。由于他们在来鄂豫皖前接触过张国焘(时任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共同谈起了张国焘。陈赓告诉父亲，他初到鄂豫皖，正碰上张国煮焘白雀园地区对红军进行大“肃反”，杀害了大批忠于革命的干部和领导同志。与自己共事的师长、团长也被当作“反革命”抓走杀害。特务连里的年幼的战士也被迫“自首”，被迫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实在看不过去，去找张国焘当面提意见，指出不应该在干部群众中搞“逼、供、信”。张国焘拒不接受意见，反斥责他“动摇”。陈赓提醒父亲对张国焘的政策和主张要加以分析认识，并叮嘱父亲:具体工作服从组织安排，但执行政策时，一定要善于分辨是非。并说:“你在苏联学习3年，已经在理论上有了坚实的基础，但还要经受实践的考验与磨练。既要看到苏区的欣欣向荣的一面，也要做好进行艰苦、复杂斗争的精神准备。我在前方打仗，你在后方，我们交换意见的机会不会很多，这里新派来的干部沈泽民、陈昌浩，你比我了解他们，多听取、尊重他们的意见和主张。”
父亲也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回国后曾向组织提出去中央苏区工作不去鄂豫皖，一方面自己在苏联学习过破译密码技术，留在中央能学有所用;另一方面在苏联就对张国焘的为人有所了解，难以共事。但因鄂豫皖肃反扩大化，造成了干部的缺乏，于是服从组织分配，来到鄂豫皖。父亲联系鄂豫皖的实际情况，把在上海没有讲的话也讲了出来。父亲说:在苏联学习就遇到挖托派，查“江浙同乡会”，后来是联共肃反，许多无辜者被杀害，王明在苏联搞得乌烟瘴气，把中国留学生害苦了。现在的中央、鄂豫皖苏区又在搞肃反，中央提出“红军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这些口号和做法是否是苏联做法的翻版?对“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都要审查”，“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人，也要审查”，这不是把这些人驱赶到敌人阵营里去吗?难道只有目不识丁的人才是革命的吗?父亲表示对中央、鄂豫皖苏区的做法难以理解，说:“有一个向忠发的教训还不够吗?”陈赓听后对父亲说:“现在不能叫你小老弟了!你的看法、想法和我一样，都是为了革命，既然身不由己来到鄂豫皖，我们就向鄂豫皖艰苦奋斗多年的同志们学习吧。”
1932年8月鄂豫皖苏区第4次反“围剿”开始。陈赓在9月的一次战斗中右腿受重伤，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导致鄂豫皖苏区第4次反“围剿”失败。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部队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的途中，陈赓伤势加重，组织决定让陈赓离队，到上海就医。父亲赶到医院看望陈赓。他们分析了鄂豫皖苏区第4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后，陈赓指出:张国焘是胜利时骄傲，失败时张皇失措。他既不是个军事战略家，也不是个胸怀坦荡的政治家。今后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斗争还会层出不穷，你要讲究斗争方式，讲策略。一旦形势好转，要提防张国焘搞什么“肃反”，白雀园地区对红军进行大“肃反”，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红四方面军虽然西行，但劳苦大众心向红军，加之目前军阀混战，中国幅员辽阔，红四方面军会有机可乘，肯定会打出一个立足点的。鄂豫皖一年多，我在前方，你在后方，相见次数有限，从此一别，就更难见面了。父亲对陈赓说:敌人的子弹为什么偏偏都是打中你的膝盖上，这两个月的战斗，四肢双全的人都吃尽了苦头，你躺在担架上，还要指挥战斗，军队中对你的事有很多传说，战士受到很大鼓舞。但从长远打算，你应当去上海就医(。当年我去苏联留学，你卧病在床;这次分手你又是重伤在身)但愿能来日重逢)陈赓听完父亲的话，握着父亲的手叫了一声“小老弟”，咱们后会有期，便和父亲分手。父亲看着陈赓一瘸一拐地离开部队。
父亲和陈赓分手后，一场政治风暴向父亲扑来。父亲调离电台工作，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省常委;进入川陕后，任川陕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此时，张国焘见形势好转，又开始肃反，迫害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张国焘给父亲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被政治保卫局看押，从1933年8月看押至1936年10月才释放。
抗战胜利后的话别
1943年11月陈赓离开太岳解放区，到延安党校学习。在此之前，父亲自陈赓离开红四方面军后两人再未见过。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父亲受张国焘关押，还未获释，后来陈赓带部队战斗去了，失之交臂。父亲从西路军回到延安时，陈赓已是129师386旅旅长，带部队上了抗日前线。这次在延安重逢，父亲已是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兼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陈赓见到父亲很高兴，他眼前的小老弟是经历过无数考验，已成长为政治成熟的高级干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延安城内一片沸腾。父亲没有参加胜利游行，他同马上就要到前方的陈赓进行了交谈: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三次来电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斯大林也来电要主席去谈判，苏联还与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说明苏联支持蒋介石。毛主席如果去重庆谈判，他的安全让人担忧。陈赓说:斯大林对我们支持是有限的;至于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蒋介石要对毛主席采取什么行动，是要考虑后果的。况且解放区已不是当年的苏区，军队有130余万，人口1万万，他不敢轻举妄动，对主席的安全你就放心吧，小老弟。不过，蒋介石会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他那个手法我们已经领教过多次了，要做好反击的准备。我很快就要返回前线了，我想我们总不会还要等十年再相见吧!这几年你在中央机关、毛主席身边工作，成长、成熟厂，我在前方打仗，没你那么多机会研究毛主席著作。你的工作既辛苦，又默默无闻，在中央机关工作，要有埋头苦干的精神。当年的小弟，小老虎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磨练多年，棱棱角角已磨练得差不多了!几年后再见面，不知你会磨练成什么样子。父亲感到这次分别不像前几次那样，是那么凄苦和仿徨，这次分别却是一片光明，充满了胜利信心。
北京一别成憾事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外交部任苏联东欧司司长。1953年9月，周恩来总理点名让父亲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并要求立即上任。父亲考虑到从延安与陈赓一别后，两人各奔东西，多年未见，这次出国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便在出发前，带着全家到陈伯伯家辞行。陈伯伯这时已从朝鲜回国，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陈伯伯家，陈伯伯指着我，笑着对父亲说:小老弟，你当年参加北伐军时，还没有新红高呢。接着陈伯伯言归正传，对父亲说: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可能有其特点，至今没听说有谁去过那里。既然总理点名叫你去，定有他的考虑，你到那里开辟工作去吧!这几年听到的表扬多，批评少，就要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听说霍查这个人很有个性。他的国家是打出来的，和东欧几个国家有些不同，你去实地考察吧。陈伯伯又问起父亲的身体情况，叫他离京之前抓紧治疗一下十二指肠溃疡。陈伯伯说:那里的医疗条件不知如何，肯定不是个条件好的地方，如果条件好，就轮不上你，也无须总理亲自点名了。陈伯伯还是如既往的关心着他的小老弟。1954年父母出国赴任后，我们兄弟俩就住在学校里。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陈伯伯派人到八一小学接我们去他家度周末，从此几乎所有的假期我们都是在陈伯伯家度过的。胡子爸爸(我们对伯伯的爱称)、傅妈妈(我们对傅涯阿姨的爱称)，就自然成了我们的监护人。他们把我们两人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我们的身体、学习和品德。他们的爱护填补了我们远离父母的思念之情。1958年新红考卜厂北京邮电学院，陈伯伯希望新红能在军事科学技术方面有所发展，成为有用之才，于1959年把新红调到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学习，并希望陆放长大后能考入他创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了
父母亲在国外期间，每逢父亲回国述职，他们都要去拜访陈伯伯，少们些行长时间的交谈)1961年3月16日，陈伯伯因心脏病突然去世。当噩耗传来，父亲肝胆欲裂，但公务在身，不能回国亲硷壮年早逝的老大哥。我们兄弟两人作为陈伯伯的亲属参加了整个公祭活动，并为他守灵。1962年2月，父亲卸任挪威大使，立即离开奥斯陆，一路未作停留赶回北京。抵京后父亲立即会同傅涯阿姨，带上两家儿女，到陈赓伯伯墓前痛悼，寄托他对陈赓老大哥的哀思。
(高小平根据徐以新之子徐新红、陆放口述，参照李樵著《徐以新传》整理。2002年3月5日)
新玺配资-配资安全炒股配资平台门户网-配资论坛-开户配资炒股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股天下配资平台官网试驾藏彩蛋：把普通试驾包装成 “极限漂移挑战”
- 下一篇：没有了
